建瓯公安民警紧急救治“绿色通道”正式启动

此外陪审团所做判决的无罪判决率较高，也与俄罗斯民众对实体正义的追求相抵触，陪审团的社会认可度急剧下降。

审判长只有在诉讼双方结束交叉询问后进行追问。在当今俄罗斯，陪审团制度仅运行了20年。

通过辩诉交易审结的刑事案件比重达到69%，陪审团审议前被驳回的刑事案件比重达到10%，陪审团真正审理案件的数量十分有限。2008年12月30日，规定上述内容的第321-FZ号联邦法于2009年1月11日正式生效。出于维护国家稳定、法制统一、打击犯罪的需要，大陆法系国家更强调法制的统一性，自然不允许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废法" 挑战法律的权威。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立法本身就是民主的产物。社会民众对陪审团做出的无罪判决深感不解，甚至提议修改、废除陪审团法，或是在巴斯克地区推迟陪审团制度的实施。

推行陪审团制度是俄罗斯政治体制转型的产物，同时也是俄罗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这对于俄罗斯推行司法改革，实现司法独立，遏制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三、新的讨论框架 但在讨论这两个子公式及其关系之前，有必要来确立一套新的讨论框架。

在制定法的不法与虽然内容不正确但仍属有效的制定法这两种情形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是不可能的，但最大限度明确地作出另一种划界还是可能的：凡是正义根本不被追求的地方，凡是构成正义之核心的平等在制定实在法时有意被否认的地方，制定法就不再仅仅是‘非正确法，毋宁说它压根就缺乏法的性质。相比而言，否认公式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处于隐退的状态。但是，这种主观化的解读与拉德布鲁赫本人的法概念并不吻合，其根源在于它对拉氏法概念的理解犯了范畴性错误。情形到1945年之后发生了变化，不能容忍公式正是在这一背景中提出来的。

社会的效力是一种实然的效力，而道德与法律的效力是一种应然的效力。既然无法断定什么是正当的，那么就必须来决定什么是合法的。

在《制定法的不法与超制定法的法》一文中，被归纳为拉德布鲁赫公式的主要是这样一段话： 正义与法的安定性之间的冲突应当这样来解决，实在的、受到立法与权力来保障的法获有优先地位，即使其在内容上是不正义和不合目的的，除非制定法与正义间的矛盾达到如此不能容忍的地步，以至于作为‘非正确法的制定法必须向正义屈服。在这样一些脉络中，当我们说这是法的时候，通常也就意味着我们有义务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后者影响之大，直到今天依然在某些方面决定着英美法理学的讨论框架。[3]它远远超出了司法裁判理论的范畴，被认为是战后自然法复兴的理论代表。

为了与两种既有的学说，即叠合关系说和平行关系说相对应，我们称这一界定为必要条件说（NecessaryCondition Thesis）。假如我们将价值与道德大体等同的话，那么日本学者足立英彦（Hidehiko Adachi）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拉德布鲁赫公式并不涉及立法的道德性，而是涉及法的道德性，即被称为制定法的那部分现实的道德性。这涉及的是在特定法律体系中怎么做的问题。而其中最要的就是人权。

反之，提出了正义宣称、实现了法的安定性则未必同时意味着满足这种宣称、实现正义和合目的性的价值。上述两种研究视角的区分蕴含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

不是法，当然也谈不上有效的法。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认为，开枪射杀平民的柏林墙驻守士兵应该受到惩罚，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通过持久开火杀害一位徒手逃亡者（是）一种恐怖和无法进行任何理性证立的行为……，[10]已经出现了不能容忍的不法。

波兰法学家泽西?弗罗布列夫斯基（Jezy Wrbblewski）曾将法律推理的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即效力判断、解释判断、证据判断、将案件事实涵摄于可适用的法律规范之下、法律后果选择与最终裁决。这说明法概念之中依然包含一个别的理念，它至少与正义、合目的性与法的安定性三种理念之一是重合的。因为对法律之不同信念的真假判断是不可能的，也因为另一方面一部统一的法对于所有公民而言又是必须的，立法者就面临着挥剑一击斩断戈耳迪之结[29]的任务，这个结是法学无法解开的。3．观察者视角与参与者视角。但在这里应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如果这个门槛不想建立在流沙之上，沦落为裁判者的主观决断的话，那么它就不能仅仅是一种道德感上的直觉或明证，[33]而更应该是一种论证的结果，它应当是一种能通过说理来证明的极端的不正义。它是一种不那么典型的描述性法律理论。

那么，什么是不能容忍？有时拉德布鲁赫也会用别的表述来进行替换。二是他给出的仅仅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理解，即只有借助于正义，法（也包括制定法）才能被我们所认识，或者说只有借助于正义，我们才能将某个事物认识为法。

但问题在于，当最高价值不是唯一的该怎么办？在抽象的层面上，像拉德布鲁赫那样，先验地将正义、合目的性与法的安定性并列为法的三个最高价值，这并不存在问题。对于当下中国的法理学研究而言，拉德布鲁赫公式同样有其意义。

这是否意味着晚期的拉德布鲁赫不再持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在《五分钟法哲学》的第五部分，拉氏指出，有一些法的基本原则要比任何法律规定更强有力，确实，它们在具体方面还包含若干疑点，但几个世纪的努力已经为它们造就了一个稳固的地位，而且在所谓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获得了如此广泛的赞同，以至于尽管某些人依然持怀疑的论调但它们经受住了质疑前者指出的是制定法本身要求我们遵守和适用它，而后者指出的则是通盘考量之后，我们应当/不应当遵守和适用它。

因此，离开了涉及价值或价值关联的认识方式，我们就没办法认识到某事物是法，也就没法主张法是什么。位于这个公式中心的是法官，判断制定法的不法并偏离之主要是法官的义务。当任何人想要不带评价地描述制定法或法官的裁判时，就持有一种观察者的视角了。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后者。

他所强调的只是两点：其一，是与应当无法相互推导，法是什么与法应当如何是两个问题，价值判断无法从纯描述性的前提中获得。[14]因为对后者的一个常见的批评是，否弃正义的故意几乎是难以证明的。

那么，上述区分能否成立呢？ 这就涉及到对不能容忍公式与否认公式之间关系的认定。这也不难明白，为什么在《制定法的不法与超制定法的法》一文中，拉德布鲁赫又再次转向了第二个版本的法概念，将正义再次纳入进来，而没有坚持第三个版本，即只提一般性不提正义了。

有时我们可以毫不矛盾地说这是一个法律规范，但它并非有效。基于价值相对主义的立场，每个法律体系中的人都对何谓正确性有着自己的理解，同时不存在判定这些理解优劣的标准。

另一个案件是柏林墙射手案。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将某事认识为法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是什么。这意味着，不是法肯定不具有效力，是法也未必具有效力。与法概念和法效力之区分相对应的法哲学研究的两个领域，即法律理论与法律推理理论的区分。

其二，尽管如此，在司法适用中否认公式却可能构成不能容忍公式的必要条件。这说明，不能容忍公式是一种规范性法律理论。

把握理解拉德布鲁赫公式的关键在于他的法理念学说，即正义、合目的性和法的安定性的辩证关系。拉德布鲁赫认为目的理念的整体会构成三种根本上不同的价值体系，即个人主义的、超个人主义的与超人格的。

采取观察者视角的人则不去追问在特定法律体系中什么才是正确的决定，而是追问在特定法律体系中实际上是如何作出决定的。他援引一般性来定义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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